1948年8月3日至6日，在蒋某人的亲自主持下，南京当局召开了“军事检讨会议”，除了乱七八糟的争吵和甩锅外，会议最终出台了三条主要的“军事应变措施”：第一条是恢复番号提振士气；第二条是组建大型机动兵团，以便跟解放军争夺战场主动权；而第三条对战局的影响将尤为重大联华配资，也引起了我方的高度重视！
关于第一条措施的细节，历史爱好者大多了解，就是把所有的整编师恢复为“军”级番号，再把所有的整编旅恢复为“师”级番号。这波操作的用意，一方面可以让高级军官们的职务，听起来更拉风些；另一方面，也统一了之前整编师（旅）和军（师）编制共存的混乱状态，有利于作战指挥和管理。
其实还有不为人知的一面，即各级指挥官普遍反映，整编旅“下辖两个步兵团”的编制，战场运用非常不便，因此规定整编师恢复为“军”级单位后，定编35000人，而各整编旅恢复为“师”后，下辖作战单位重新按“三三制”编组，回到了抗战后期的“三角师”状态。
展开剩余87%第二条措施无需解释了，即开始组建下辖三到四个军的大型机动兵团；而第三条措施的主要内容，是迅速组建一批“编练司令部”，第一期至少要扩建150万人的“二线兵团”，以改变各战场兵力不足的窘境，至逃台之前，已经先后组建了14个类似的编练司令部。
这些编练司令部主要集中在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和西南地区，直属于陆军总司令部，具体办法是抽调一批残缺不全的野战部队，作为基干调到后方，然后通过大肆招募和强征新兵，加以突击训练，不仅要把各部队的缺额补足，还要编组出一批新的军、师级部队出来。
在此期间，胡宗南（兼）、宋希濂（兼）、王敬久、孙元良、黄杰、陈铁、何绍周、张雪中等黄埔一期生，先后被任命为各编练司令部的司令官，可见蒋某人对于二线兵团组建、新兵训练补充的重视，这是最后的疯狂，也是企图扭转战局的狠招。
有件事读者必须清楚，在三大战役开始之前，双方的五大主战场包括东北、华北、西北、华东和中原，全部集中在长江以北。而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仍然是敌人的大后方，尤其是江浙沪地区的财力、两湖两广地区的人力物力，是南京政府维持战争的主要支撑。
大决战之前，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上升到280万人，其中野战军的数量为149万人；而敌人的总兵力仍有365万人左右，其中正规军198万人。考虑到质量和士气等因素，我军的整体力量其实已占微弱优势，不过战场态势大体还是互相拉锯的状态，此时豫东战役刚刚结束。
显然敌人已经意识到了危机，正在着手实施“总体战”，也就是最大限度地搜刮江南的人力物力财力，投放到江北战场以扭转局面。试想一下联华配资，如果不抓紧时间实施战略决战，等到敌人150万甚至更多的二线兵团训练完毕，全国解放的进程是不是很可能被拖延？
比如在东北战场，卫立煌面临的形势近乎绝望，50多万人只能龟缩在三个大城市里，被围歼是早晚的事情，如此困境，难道蒋某人和美国军事顾问团看不明白？当然不是，但是如果从东北全面撤军，则华北必然不保，更直接影响到华东和华中的局面，所以蒋某人最终决定的策略是“拖”。
那就是用卫立煌集团的50多万人，拖住已经壮大到百万人马的东北我军，使其不能迅速入关参战，从而尽量维持华北和华东的基本盘。等到二线兵团形成战斗力后，再想办法增加东北的兵力，进而夺回战场主动权，既然敌人要拖，我们又岂能让敌人的阴谋得逞？
与此同时，经过两年多的战场拉锯，以及敌人有目的地破坏和摧毁，几大解放区尤其是华东、中原和西北，其人力物力和财力的供给，也到了濒临枯竭的状态。刘邓大军为什么紧急跃进大别山？军委为什么命令粟裕率三个纵队提前过江？就是要把战争拖入“国统区”。
换句话说，如果在1948年秋天，我方再不进行“军事总摊牌”的话，不早一点吃掉东北、华东和中原战场的敌人主力，不仅解放区的战争支援能力达到了极限，敌人还会利用其基本完全控制的广袤江南，进一步挖掘战争潜力，增加解放军取胜的难度，那就麻烦了！
毛主席在解放战争全面爆发之初，曾预计用五年左右时间打垮敌人，框算每年消灭敌军100个旅（师），五年内消灭敌人500个旅（师）的军队，进而取得全国胜利。随着敌人的不断失败，以及解放军力量的逐步增强，再把时间表调整到“三年左右的时间”，那就只剩下一年多时间了。
然而解放区经济上的困境，以及蒋某人企图开展“总体战”的阴谋，都迫使解放军必须提前进入战略决战阶段，再不当机立断实施“大决战”，形势或有复杂化的可能。对此，叶帅在《伟大的战略决战》中解释道：
“当时全国各战场的形势，虽在不同程度上都有利于人民解放军的作战，但敌人在战略上却企图尽量延长坚守东北几个孤点的时间，牵制我东北人民解放军，使我军不能入关作战。。。因此，东北战场就成为全国战局发展的关键”。
另外还有国际上的因素，1948年恰是美国的大选年，属于民主党的时任总统杜鲁门，遭到了共和党代表、纽约州长杜威的强力挑战，当时的民调一致看好杜威，《芝加哥论坛报》甚至在大选选票清点完之前，就冒冒失失地抢先发布“杜威战胜杜鲁门”的消息，可见舆论的倾向所在。
搞笑的是，刚刚当选民国总统的蒋某人，由于对杜鲁门之前的援助力度不满，加之轻信了左右的忽悠，居然掺合了美国大选，斥巨资力挺杜威入主白宫。结果却是，杜鲁门意外地连任成功，那么对南京当局的态度可想而知，所以这一年，也是美援武器运来最少的时间。
而军事上的不断失败，以及政治上的暴行和经济上的搜刮，也让“国统区”反对浪潮一片，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给国务卿马歇尔的报告中惊呼：“局势的恶化已经到了接近崩溃的地步”，这个时节，就算美国没打算完全抛弃南京政权，至少也是不愿意深度趟混水了。
如此军事、政治和经济等几方面的因素，都要求我军尽早打破僵持局面，从战略反攻阶段步入战略决战阶段，尽管在总兵力上还处微弱劣势，比如淮海战役就被称为”一锅夹生饭“，但是时不我待，不能跟着敌人的节奏再拖下去了，绝不给蒋某人以任何喘息之机。
毛主席在一次谈话中讲到：“抗日战争要慢，解放战争要快。抗日战争的慢，是打持久战，就是为了积聚力量，壮大自己，消耗敌人。解放战争要快，就是一仗接着一仗，一个战役接着一个战役，不给敌人以喘息、补充的时间，接连不断地吃掉敌人”。
基于这样的战略筹划，在西柏坡的严令下，1948年9月12日，东北野战军70多万精锐，大举南下北宁铁路线，兵出辽西包围锦州，揭开了大决战的序幕，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和淮海战役接连打响。
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后的1948年11月14日，新华社发表毛主席亲自执笔的评论《中国革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在这篇社论中正式提出：“现在看来，只需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
实际上，在三大战役结束后，蒋某人“下野”退居幕后、操纵南京政府派出和平谈判代表团等举动，仍然是在用“拖”字决，一边组织长江防线抗拒解放军过江，一边加紧编练新部队，胡琏、李弥等败军之将，也被任命为第2、第6“编练司令部”司令，企图垂死挣扎。
同时还在幻想国际形势的变化，寄希望于外国势力的武装干涉，而毛主席对此洞若观火，绝不给蒋某人拖延战争进程的机会，发出了“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号召，解放军两个多月后便发起了渡江战役，席卷江南，至1950年初基本解放了全国大陆。
1950年6月下旬，海南岛战役结束仅仅一个多月后，国际形势就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如今回想起来都有些后怕，更钦佩于老一辈革命家的高瞻远嘱，事实也告诉我们，“解放战争拖不得”是多么光辉的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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