綦鲁明（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方道配资
在特朗普政府对外采取加征关税政策、对内实施激进债务扩张策略的推动下，美国财政收支面临新的不平衡，给美国自身及全球经济带来诸多不良影响。我们应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予以化解和应对。
美国财政收支结构失衡诱因仍在持续积累
根据美国财政部和国会预算办公室（CBO）的数据，2025财年（2024年10月~2025年9月）联邦财政收入5.2万亿美元，支出7.01万亿美元，预算赤字约1.8万亿美元。这是美国连续第六年赤字超1万亿美元。
从收入情况看，个人所得税2.6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0%，仍保持美国财政收入主要来源的地位。其他收入来源中，关税收入暴涨，增幅远大于其他项目，显示特朗普政府欲把财政收入转向更多依靠关税，减少对个人所得税等项目的依赖。
从支出情况看，支出主要发生在社会保障福利、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3项强制性支出项目上。其他支出较多的项目是债务利息、国防军费开支，其中债务利息支出突破万亿美元。
总体看，当前美国提高财政收入渠道仍然缺乏。关税收入虽有较大规模增长，但远不能覆盖其债务利息支出，对缓解庞大债务压力的作用更是微乎其微。从中长期看，加征关税还会导致美国进口量下降，关税实际收入可能不及预期，对财政的支持难以保证。同时，美国财政支出持续增长，特别是强制性支出项目与债务利息支出规模将持续攀升。因此方道配资，美国财政收支失衡状况仍十分严重、难见好转。
美国财政收支风险带来诸多负面影响
当前美国调整财政收支策略，对美国经济及全球经济贸易合作都带来了难以逆转的不利影响。
首先，造成美国宏观经济和居民权益损失严重。短期看，美新征收的高关税，会成为进口企业新增成本，从供给端对通胀造成上行压力。长期看，高关税又会导致依赖进口中间品的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受损，从而抑制消费和投资，影响经济增长和就业。高关税还会驱使美国企业将资源用于之前依赖进口且生产率低的商品生产上，减缓潜在产出增长。
因此，美国将关税用于弥补财政缺口的财政转向策略，将带来明显的效率损失，使多数美国居民的处境恶化。对美国而言，关税政策引致的整体经济代价可能超过其带来的财政收益。
另外，为缓解财政压力，美国教育部支出由2024财年的2680亿美元大幅缩减至2025财年的340亿美元，这一调整对依赖联邦资金的公立学校、特殊教育项目及弱势群体的教育权益产生显著影响。
其次，形成对全球供应链的冲击，加剧全球贸易扭曲。2025年7月，由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生效的《大而美法案》由于采取减税、削减社会福利、提高债务上限等手段，使美国财政收支结构发生了重大变革。据CBO估算方道配资，《大而美法案》将使未来十年美国财政赤字增加约3.4万亿美元。
《大而美法案》作为特朗普政府的标志性立法，其重点目标之一是通过调整税收、产业和贸易政策，加速全球供应链重构。供应链重构会增大企业为适应政策变化而产生的业务调整成本。美国也会通过企业业务调整把巨大财政成本转嫁至全球市场。
目前全球供应链已出现区域化本土化的趋势，2025年12月，美国白宫发布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又重点提出推进供应链重组，旨在通过关键产业“回岸”、友岸外包等措施，维护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利益，再次强化了这一趋势。这虽然提高了供应链的局部韧性，但也导致了全球贸易的碎片化，加剧了贸易扭曲。
再次，对中美经贸合作也有多方面的不利影响。美国债务可持续性问题已十分突出。2025财年美国债务利息支出占GDP（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已高约3.4%。近两年来美国实际GDP增速在2%左右波动，低于债务利息占GDP的比例，说明实际新增GDP已几乎难以偿还债务利息。中国是美国国债的重要持有者。如果美国财政状况持续不能改善，就难避免债务违约。违约风险势必会对中国持有的美元资产造成巨大安全威胁。
当前美国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为37%，我国个税最高边际税率为45%，美国较低的最高边际税率对高净值人群更具吸引力。美国削减教育支出的政策，又使赴美留学生面临奖助学金和贷款项目稳定性下降的困境。美国通过调整财政收支，加大吸引高端人才，大幅减少留学资金支持，甚至限制打压中国赴美留学生，在人才流动上对我国形成了不良影响与竞争。
美国加征高关税会增加我国商品进入美国市场的成本，导致中美贸易较快收缩。根据海关总署数据，2025年前10个月，我国对美国出口同比下降17%，进口同比下降12%。若美国关税持续加码，中美贸易继续下滑将不可避免。
多措并举应对负面影响
在“美国优先”战略和贸易保护主义推动下，特朗普政府财政收支政策充满不确定性。需多措并举应对其带来的负面影响。
第一，维护全球供应链稳定，积极应对税收竞争。特朗普政府“关税红利”的代价是全球供应链脱钩断链与消费者剩余减缩。应对这一状况，我国应采取“反制与对话”相结合的策略，在对美部分商品加征对等关税的同时，加强中美经贸磋商，避免局势失控。适当向东盟国家转移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科学有序转移制造业生产环节，挖掘与中东在能源、建筑、交通等领域供应链合作的潜力，推动海外生产环节与国内生产环节形成合理闭环，着力构建由我国主导的区域供应链；同时加强与区域合作国家的税收政策协调，降低美国政策变动的影响。
加大以科技创新推动国内产业链升级，重点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强化关键领域自主可控能力，在全球范围内提供更加稳定可靠的供应。对我国受冲击的出口行业和供应链企业，实施精准减税，降低企业成本，增强出口竞争力，同时优化税制设计稳定税基。
第二，构建内需主导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与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挖掘超大规模内需市场潜力，对冲外需和对美出口波动的风险。发挥政府投资撬动作用，重点支持未来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重大民生项目，提高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投资。扩大电信、医疗、教育等领域开放试点，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加大吸引外资流入。主动参与数字贸易、绿色贸易等国际规则制定，加强规则对接。提升人民币在贸易和投资中的使用比例，降低美元主导的国际结算风险。
第三，做好自身财政收支工作，防范金融风险。健全个人所得税制度，完善资本所得税制度，增强税收对高收入群体的调节作用，既能拓宽财政收入来源又能形成对高端人才的吸引，促进共同富裕。
搭建产业平台方道配资，优化营商环境，培育新兴产业，扩大税基。创新存量债务与隐性债务化解工具，确保财政可持续性。持续优化外汇储备结构，增加黄金、人民币资产等多元化储备，有效分散风险。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监管，避免极端市场波动对我国金融体系造成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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