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发展和安全，反复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作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基本原则，明确提出“在发展中固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2025年12月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兆富配资，进一步强调“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发展和安全，既是对新时代治国理政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走好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的内在要求。深入把握其理论渊源、实践基础与未来指向，对于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具有重大意义。
深刻把握统筹发展和安全的理论内涵
统筹发展和安全，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与安全观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融合与系统化发展。这不仅超越了传统发展理论与安全理论的二元对立，更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国家安全与发展理论体系，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创造性运用，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对治国理政规律的深刻把握。
从理论演进脉络看，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思想植根于总体国家安全观，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日益凸显发展与安全的辩证统一关系。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维护国家安全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2014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创造性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并对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明确要求，强调“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同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提出统筹发展安全两件大事。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场合深刻阐明发展和安全的辩证关系，并强调要统筹发展和安全。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将统筹发展和安全确立为“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统筹发展和安全纳入“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指导思想。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将其作为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并将其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2023年12月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把“必须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作为新时代做好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2025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进一步树立发展是硬道理、安全也是硬道理的理念”。2025年10月，《建议》进一步提出，“在发展中固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标志着对发展与安全关系的认识从静态依存跃升为动态互促，构建起系统科学的理论体系。
从理论创新看，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思想，既是对经济发展理论的重要创新，又是对国家安全理论的系统深化，还是对社会治理理论的全面拓展，体现了多重理论价值。西方主流经济学往往将安全视为制度前提或外部约束，忽视其内生于发展过程的本质属性。“在发展中固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的理念，将安全作为发展的内在构成要素和核心目标，形成了内生性的安全发展理论，强调国家韧性、系统稳定与风险可控是高质量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通过经济发展理论的范式革新，为超大规模国家在复杂国际环境中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特别是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深度重构、技术民族主义抬头的背景下，这一思想为后发国家如何在开放中维护自主性、在发展中筑牢安全底线提供了中国智慧。
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思想将安全从传统的“防御性安全”提升为“发展型安全”，强调安全不是发展的阻碍，而是发展的保障和动力，国家安全理论由此实现了从“安全约束”到“安全赋能”的本质跃升。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思想引入了动态、系统的风险治理观，从多个维度拓展社会治理理论。这一思想将安全深度融入社会治理全过程，使社会治理实现了从被动应对到主动风险防范化解的转型，丰富了社会治理的目标内容；将社会治理从传统社会秩序扩展至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等新兴领域，体现了社会治理的横向拓展；通过强调安全对发展的重要支撑作用，激发了经营主体、社会组织参与安全治理的积极性兆富配资，推动了社会治理向多方共治的转型。
从方法论视角看，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思想既坚持系统思维的整体性，又强调实践导向的辩证性，还突出矛盾分析的动态性，是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光辉典范。这一思想将发展与安全视为有机整体，反对将二者割裂对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安全和发展是一体之两翼、驱动之双轮”“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安全和发展要同步推进”。发展和安全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对立统一，要求我们必须跳出“重发展轻安全”或“重安全抑发展”的片面思维，树立系统观念，强化战略协同，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动态平衡、相互促进。
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思想，注重从实践出发解决矛盾。在我国发展中的安全问题异常复杂的情况下，把安全融入发展之中，在发展中体现安全要求，鲜明地体现了这一思想的实践品格。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思想，强调在发展实践中动态识别、分析和解决风险隐患，以实现发展与安全的长期统一。这种兼具战略主动性与风险防御性的治理哲学，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驾驭复杂局面的高超政治智慧，也为全球治理贡献了“统筹兼顾、动态平衡”的中国治理方案。
新时代我国统筹发展和安全取得重要进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统筹发展和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重大原则，推动二者深度融合、互促共进。经过10余年实践，我国不仅实现了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更在多重超预期冲击下守住了安全底线，彰显了“在发展中固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的强大实践伟力。
经济实力与科技自立自强能力显著跃升，筑牢国家安全的物质技术根基。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国家实力的增强是维护国家安全最坚实的基础。一个国家只有具备强大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和综合国力，才能有效抵御外部风险冲击，维护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2024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134.9万亿元，同比增长5.0%，增速居世界主要经济体前列，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保持在30%左右，为应对外部冲击提供了根本底气。2024年，人均GDP达13445美元，连续4年站稳1.2万美元门槛，形成了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这是抵御风险的战略纵深。2024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近30%兆富配资，连续15年位居世界第一，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中类、666个小类，产业体系的完整性和规模性成为应对供应链中断风险的“压舱石”。与此同时，科技自立自强取得重大突破，破解“卡脖子”困境。2024年全社会研发投入超3.6万亿元，较2020年增长了48%，研发投入强度达到2.68%，已高于欧盟国家的平均水平。其中，基础研究经费达2497亿元，与2020年相比增幅超过70%。在量子科技、生命科学、物质科学和空间科学等多个前沿领域，我国取得了一系列重大原创性科研成果。此外，高水平国际期刊论文数量和国际专利申请量已连续5年位居全球第一。
粮食与能源资源保障能力系统性强化，牢牢守住生存发展安全底线。高质量发展不仅体现在经济实力与科技水平的提升上，更体现在对国家生存与发展基本要素的保障能力上。“十四五”时期，我国粮食年产量持续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2025年达到1.43万亿斤，人均粮食占有量已超过1000斤，大幅高于国际公认的800斤安全线，切实保障了谷物基本自给和口粮绝对安全。截至目前，全国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逾10亿亩，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63.2%，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75%，良种覆盖率保持在96%以上。不仅粮食产量提升，储备体系、应急体系、调控体系也更加健全，应对国际粮价波动的“防火墙”持续加固。与此同时，能源安全保障能力显著提升。2024年，我国能源年综合生产能力达到了49.8亿吨标准煤，能源自给率保持在80%以上。截至2025年7月底，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达21.7亿千瓦，稳居全球首位，其中风电5.7亿千瓦、光伏超11亿千瓦，较“十三五”末实现翻倍增长，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历史性突破60%。在原油对外依存度超70%的背景下，通过多元化进口渠道、战略储备体系建设、能源消费革命等多措并举，我国有效对冲了地缘政治冲突对能源供应的冲击，清洁低碳转型与安全供应保障实现协同推进。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竞争力显著增强，有效应对外部遏制风险。安全是发展的前提，没有安全稳定的环境，任何发展都无从谈起。面对美西方技术封锁和全球供应链重构压力，我国加快构建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先进材料等关键领域实施“链长制”，推动上下游协同攻关。国产操作系统、数据库在重点行业实现规模化应用，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产业生态加速成熟。在航天航空、深海探测、高端医疗器械等领域，一批“长板”产业国际竞争力持续增强，成为反制外部打压的战略支点。
新安全格局建设全面推进，为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构建新安全格局是推进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选择，也是以高水平安全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坚实保障。一是国家安全体系实现系统性重构。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进一步强化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经济、科技、金融、数据、人工智能等重点领域国家安全工作协调机制高效运转，“全国一盘棋”的协同格局基本形成。二是重大风险化解取得实质性进展。金融风险总体可控，截至2024年末，我国政府负债率为68.7%。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5年4月发布的报告，G20国家平均政府负债率118.2%。总体看，我国政府负债率处于合理区间，风险安全可控；相较于2023年初，截至2025年6月末，融资平台数量下降超过60%，金融债务规模下降超过50%；优化调整房地产市场政策，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逐步释放，房地产市场延续回稳态势；安全生产状况不断改善，2025年，全国生产安全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同比分别下降9.4%、7.7%；自然灾害受灾人次、因灾死亡失踪人数同比分别下降28.8%、10.9%，重特大事故起数稳控在个位数。三是社会治理与公共安全水平全面提升。2025年，全国公安机关共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2.8%，再创本世纪以来新低；2024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同比下降14.3%；登记群众信访同比下降29.1%。“十四五”时期，新时代“枫桥经验”得到坚持和发展，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已基本形成。在部分地区，依托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和信息化支撑的基层治理平台已取得积极成效，社区治理体系不断完善，为矛盾纠纷的早期识别和就地化解提供了有力支撑。
在充分肯定统筹发展和安全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的同时，也必须清醒认识到，我国发展过程中仍面临不少老问题和新挑战，外部环境变化影响加深，重点领域风险隐患较多，关键核心技术被“卡脖子”的风险依然存在，部分高端芯片、基础工业软件以及精密仪器设备对外依赖程度还比较高。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有待进一步提升，区域布局同质化、应急备份能力不足等问题在部分地区依然存在。金融、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等领域风险隐患交织叠加，防范系统性风险仍需持续关注和稳妥应对。新兴领域如人工智能、数据跨境流动、生物安全等规则体系和监管能力尚不健全。这提醒我们，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是一劳永逸的静态平衡，而是一项需要持续深化、动态优化的长期战略任务。
“十五五”时期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的现实路径
“十五五”时期，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坚持系统观念”“强化底线思维”“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等重要要求，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构建与新发展格局相适应的新安全格局，既善于在发展中夯实安全根基，又善于以安全屏障拓展发展空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支撑。
以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夯实国家安全的根基。现代经济是高度分工协作的复杂网络，任何一个环节的断裂都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近年来，受地缘政治冲突、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件等因素影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受到严重冲击。我国作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和货物贸易大国，深度融入全球分工体系，部分关键原材料、核心零部件、高端装备仍依赖进口，产业链供应链存在一定脆弱性。因此，《建议》提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一方面，应聚焦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点产业，如矿业、冶金、化工、机械和船舶等领域，加速弥补产业链供应链短板，提升其自主可控水平，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推进技术改造与升级；另一方面，应巩固并增强我国在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低空经济等领域的既有优势，加快打造创新更加活跃、附加值更高、安全可靠性更强的产业链。同时，需前瞻布局未来产业，重点发展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与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方向，高质量推进国家未来产业先导区建设。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联动，推动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鼓励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全面提升产业链整体韧性和抗风险能力。通过构建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国家经济安全提供坚实保障。
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强化国家安全的战略支撑。当前，全球科技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密集活跃阶段，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深刻重塑全球创新格局和经济结构。谁能牢牢把握住科技创新这个关键抓手，率先落好科技创新这步先手棋，谁就能占领先机、赢得发展主动权。近年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我国高科技企业实施打压遏制，暴露出我国在一些关键核心技术领域仍存在“卡脖子”问题。这警示我们，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必须把科技的命脉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建议》进一步强调要“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时期，要持续完善新型举国体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优化创新资源的配置方式，显著提升国家创新体系的整体效能。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战略性、前瞻性与系统性布局，加大长期稳定支持力度，力争在更多关键领域实现“从0到1”的原创性突破，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与高效协同，全面提升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效率及产业化水平。同时，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制度环境与文化生态，充分激发各类人才的创新潜能。唯有如此，才能在集成电路、工业母机、高端仪器、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生物制造等关键领域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有效防范和应对技术封锁与供应链中断风险，筑牢国家发展的安全根基。
以国家安全体系激活高质量发展动能。发展需要安全的环境，安全为发展保驾护航。能否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直接关系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成效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建议》提出，“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巩固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十五五”时期，要着力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国家安全制度体系。优化重点安全领域与重大专项的统筹协调机制，落实责任体系，推动各环节、各要素高效衔接与系统整合。完善涉外安全治理架构，加快布局海外风险防控网络，锻造应对外部遏制与干预的实战能力，拓展跨境执法协作，为完善全球安全治理提供有力支撑。
以加强重点领域国家安全能力建设增强发展韧性。《建议》提出，“建设平安中国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锻造实战实用的国家安全能力，首要任务是捍卫政治安全，确保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同时聚焦经济健康运行和人民安居乐业所依赖的重大安全领域，夯实国家发展根基。具体而言，必须坚决守牢粮食、能源资源、产业链供应链及重大基础设施安全等底线任务。系统强化战略性矿产资源的勘探开发和储备，提高水资源集约安全利用水平，保障海上与陆上等战略通道畅通，稳步推进国家战略腹地建设和关键产业备份布局。面对科技革命加速演进态势，需前瞻谋划并系统构建网络、数据、人工智能、生物、生态、核、太空、深海、极地、低空等新兴领域的防护能力，抢占未来战略制高点。针对当前经济金融领域的突出风险，应统筹协调、稳妥化解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和中小金融机构等领域的风险隐患，严防风险跨域传导。聚焦生产作业、食品药品安全等关键环节，全面提升交通、能源、通信等重点基础设施的本质安全水平，从源头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在网络空间层面，需深化综合治理，强化个人信息保护，积极回应数字时代公众对安全的新期待与新关切。
（李鹏飞、吴海军，分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兆富配资，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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